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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作者:hxcy ?? 发布于:2016-12-19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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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市城村汉城遗址考古琐忆

梅华全
(福建博物院??福建福州??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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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夷山城村汉城是1958年全国第一次考古普查时发现的。1959年进行了第一次试掘[1],迄今为止已经整整50个年头了。1980,当地农民为了开山种茶,准备在城内进行开垦。县文化部门闻讯后,立即向省里汇报。于是,省里决定派人到村里了解情况。我是想把闽北考古作为今后工作重点的考古工作者,就主动报名参加。到了当地一看,城内有的杉树林已经非常茂密,有的已经挖了一坑一坑的准备种茶。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遗址将面临毁灭性的破坏。因此,省里决定组织考古队对汉城进行全面的测量和重点发掘。为此,省博物馆组织了一支3人考古队进驻城村,崇安县文化馆也派一名干部配合,我也成了考古队当中的一员(图一)。时至今日,已经整整过了30年。而在汉城考古几年的日日夜夜,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进驻城村

城村是武夷山市(原崇安县)南部约35公里兴田镇的一个行政村(原为大队),村北和村东有崇阳溪自北向南环绕而过,村南和村西是蜿蜒起伏的丘陵山地怀抱。村庄就建在古河道冲击所形成的小平原与丘陵谷地之间。而汉城遗址则位于城村西南的丘陵坡地之上。据民国王宝仁撰《建阳县志》记载“城村,名古粤城”,“古粤城,古代属建阳,民国划归崇安”。从村口门楼上镶嵌的“古粤”砖雕村名可知,城村之名来源于历史上的“古粤”城(图二)。据当地的村民介绍,明清时期,这里曾经是建阳、崇安木材和茶叶出口的集散地,南北来往的商人在建阳、崇安采购好各种商品都从村北的渡口码头装船运往南平、福州等地经销。从村里保留的一些豪宅和村东、村南残留的城墙和城门楼,以及村中央的街道和商铺可知,明清时期,这里一度非常繁荣。经过联系,村里准备把原来的知青点作为我们考古队的办公地点。

知青点是建在村南公路边的一座两排砖瓦房,每排六间(图三);靠房子后面的是村里以前办的一个打铁铺,破烂不堪的铁铺周围堆满了废弃的铁渣和木炭。确定了安身之地,我们就开始整理住地。由于知青已上调多年,后来又成了打铁铺的仓库,打开知青点的大门,只见院落里面杂草从生,两侧的房屋内充满潮湿的霉味,已经长了绿绿的青苔。有的房间堆着杂物,有的房间堆满了木炭和工具;有的房顶瓦片破裂,阳光直射入屋,大部分窗户的窗玻璃也早己不见踪影。经过几天的清理,我们总算安顿了下来。可到了晚上,110伏的小水电电压拧上220伏的灯泡,房内的灯光象个鬼火,看书、写田野日记都很吃力,而时不时的停电,让你只能点蜡烛度日。更让人烦躁的是,每当晚上刚一熄灯,头顶上穿梭的老鼠就将天花板上的灰尘震落下来,象撒胡椒面似的。不到几天,蚊帐顶上的塑料布就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由于在农村,副食品供应条件非常差,猪肉只能在赶墟时才能买得到,平时大多只能以青菜下饭。每天78小时的野外工作,晚上还要写田野日记,常常搞的大家筋疲力尽。偶尔能买到一头野兔等野味改善一下,就算很高的幸福指数了。好在县里每月给我们特批了花生、花生油和粮食补贴,还不至于上山挨饿。几年来,虽然夏天冒着38℃~39℃的酷暑,冬天顶着零下二三度的严寒上山,然而,面对每天田野工作的新进展,以及与纯朴的民工在一起工作,大家依然感到生活十分充实和有意义。

二、城址勘测

城村汉城的面积和大小,1959年发掘时估测的。当时测定的面积是40万平方米。根据所留的示意图看,与实际的情况相足较大。因此,我们决定重新测量。然而,要测好这张平面图并非易事。汉城的构筑,是根据丘陵地的地形依山而建成的,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近似长方形。西南角的乌龟山为城墙的最高点,由南向北依次有大岗头、高胡坪、马道岗三道丘陵山岗,期间又分别间隔着王殿垄和水桶垄两道作为水田的壕沟。地形高低起伏,落差高,变化大;又加上常年的荒废,山上灌木丛生、荒草覆盖,许多树木、杂草比人还高,根木无法测量。

1.扑火

为此,我们组织了几十个民工,由考古队员负责,分成几组,由南向北展开了砍树除草的先期工作。酷暑中,大家时而爬坡,时而下岗,时而下田,时而攀岩;手、脚没被树木野草少割,蚂蟥叮、虫子咬,破皮流血是常事。但是,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喊累。那年秋大遇上“秋老虎”,上山一个多月,个个都黑得象去了一趟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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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刚吃过午饭。住地的上空突然刮来了大片滚滚的浓烟,烟尘中夹带着烧红的树叶、竹叶星子……,大家出门一看,不好:烟是从古城方向刮来的!古城起火了!大伙抄起棍棒就向山上跑去。啊!原来是上午收工时,从山东请来的技工——大崔为了方便下午砍树,临下山时放了一把火,想把野草先烧掉一些。不想,强劲的东南风助着火势,从城中的高胡坪由南向北一直烧来。此刻,大火已越过北城墙,进入城墙北坡的一片34米高的杉木林,向离城村只有300400米的村边袭来了。这时,我们几个考古队员和五位山东请来的技工在100多米宽的丛林中一字排开,挥舞着木棒和树枝,钻进茂密的丛林中拼命地扑火……,没胸的蕨草和芦苇绊着两臂,扑面的烈焰熏得个个睁不开眼睛,各人都在艰难地扩大着扑火的面积。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火扑灭!让火烧到村子,那就惨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搏斗,大火被制服了。歇下来登上城墙顶部一看,只见城内三分之一的土地已是黑压压的一片焦土。啊!不错呀,这下可以省下很多劈草的时间哎!我们调侃着。迎着阵阵的来风,大家炽热的心渐渐恢复了平静,原来的一股热劲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静心一看,身上蓝色的衣服已变成了灰黑色,厚厚的工作服也被刮了几道口子。清风掠过,我捋了捋自己的头发,发现两鬓的毛发已被火舌烤得卷曲,眉毛也带着一股焦味。我疲惫地躺在地上,闭上眼睛,尽量地放松自己。暮色渐渐地降临,原本芳草萋萋的古城内,慢慢地被一片灰幕所笼罩,天和地缓缓地融为一体。一个下午的时光,就在这风与火的交织中度过了。

2.测量与钻探

?为了了解汉城的完整布局与地层堆积情况,砍树劈草结束后,接着是测量与钻探。为了得到一张完整的平面图和确定钻探的探孔位置,根据城内外的地形特点,测量和钻探工作采用布方格网普探与遗址范围、形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同时,对城墙、古道等遗迹兼用单线追踪与探宽度相结合方法进行补充。首先,我们在城址的最高点西南角的乌龟山上,以原测点水泥柱为总基点。以这个总基点为准将城内划分成100×100(米)的58个小探区,又依据城内地势按自然地形划分为六大探区进行考古钻探。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工作,终于理清了城村汉城平面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方向北偏西25°。东西最宽处550米,南北最宽处860米(以城墙中心线的直线距离计算),城墙总周长2896米,古城总面积约48万平方米的完整内容。城内六个探区所包括的山岗、坡地、水田尽收眼底。平面图所显示的效果与后来航测图的效果完全一致(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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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钻探是了解城村汉城遗迹分布的重要钻探工作手段。为此,考古队请来了山东曲阜鲁城五名有经验的技工为师傅,在汉城培养了福建第一批考古钻探技工。根据工作要求,我们按由城内到城外的工作顺序,对城内的高胡坪,下寺岗、下寺坪,马道岗,大岗头,乌龟山,花园尾和水桶垄进行了系统的钻探。共探明了以高胡南坪和北坪为主的大型建筑群基址10余处。各处建筑群基址的周边都有明显的高台。它们都是将原有的小山丘削平,经夯筑后,再在其上建房所形成的遗迹。与明《嘉靖建阳县志》载:“……城村,周回有土堆如城,其中平坦,故相传为王殿基的记载相符。此外,城内还发现了六条古道(五条河卵石路、一条土路)和各建筑平台通向水桶垄及王殿垄低洼地带的排水系统。

在城外,沿东城墙南门和王殿垄出水口的南北两侧的北岗和南岗,也发现了大型的建筑基址;在城东正对东城门150米的公路边的鼓楼丘,也发现了建筑台址。此外在城东北、东南和城南门前园、赵厝圩、福林岗、黄瓜山、翁中巷等处,都发现了大片面积不等的汉代建筑遗迹。另外,我们还在城外的元宝山发现了汉代冶铁遗址,在福林岗和渡头发现了汉代墓地。钻探总面积达到200多万平方米。城内、城外这些遗迹以及后来在后门山发现的窑址作坊区,使我们看到了城村汉城不是一座孤立的古城,它是一座具有内城和外郭,宫殿区与平民区,手工业作坊区与墓葬区的规模宏大,分工有序,布局完整的南方汉代古城遗址。

三、宫室的建筑方法

经过一个年度的勘测,我们系统地掌握了汉城遗迹分布的各方面资料。第二年秋季,开始了对汉城高胡坪主体建筑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大家各人先开一个10×10米的探方了解地层,然后大面积的推开。

依地势分析,高胡坪原来是古城中部稍有起伏的一座小山丘,经平整夯实后再在其上建房。由于当中部分凹陷,将其隔为南坪和北坪。发掘选在南坪遗址进行。从1981年~1985年,先后共布10×10米探方126个,发掘面积11600平方米。揭露出由正殿、侧殿、廊房、庭院、厢房、回廊、及其它附属建筑遗迹组成、具有中轴线对称布局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一座,定名为高胡南坪甲组建筑群。

从发掘的层位看,宫殿建筑的地层共分为四层:第一层为表土,第二层为扰土,第三层为汉代文化层,即建筑倒塌时的堆积,第四层为汉代建筑基址及填土。

1.基址与居住面的处理:

高胡坪宫殿基址的处理,是将城内的山坡经过平整后,再用夯锤夯实成平台后形成的。从发掘的各方面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的宫殿居址中,无论是外墙或内墙,都没有挖槽筑基的痕迹。建筑内无论是外墙或者内墙,都是直接将墙体砌在夯好的平地上的。但是,为了支撑和防止墙壁的倒塌,在一定的距离之间,都立有用夹柱石固定、并且深埋的立柱支撑。对于宫殿大小立柱的处理,则是采用立柱深埋的方法。具体的做法是:在埋立柱之前,先在相应的位置挖好柱洞(根据柱子的大小,柱洞的深浅不一),并在洞底填上河卵石或碎砖石等支垫,而后立上柱子,柱子扶正以后填土,然后在柱子的四周埋石加固。其中主殿的大立柱四周,除了各埋一块3060厘米宽,2030厘米厚的大型夹柱石以外,还在每块大型夹柱石的外围加埋一块小的夹柱石。清理中发现的柱洞,有的呈抹角正方形,有的呈长方形或残圆形。边长或直径3050厘米,深12米。经钻探,柱洞中含有木炭、灰烬、砖块、瓦砾、烧土、墙皮白灰面等堆积物。

宫殿生活居住面主要分三种:一种为铺地砖居住面(图五),它主要用于大殿前的高台及周边回廊的走道。第二种为室内木板地面,它是在柱础石和地梁石之间架设木地梁以后再铺木地板行走,以便防潮。即所谓干栏式建筑的前身。第三种是天井散水地面,天井的周围用破损的铺地砖为壁,当中用破瓦片竖砌或以河卵石铺垫以便雨水的渗透。而主殿以外的配房一般是不配铺地砖或木板的。

2.宫殿墙壁的建筑方法:

清理完表土和扰乱层以后,在清理主体基址的文化层时,堆积中出现了大片的倒塌墙壁(图六),从断面解剖分析,当时的墙是用长方形土胚砖在夯土地基上直接垒砌起来的,墙根不砌石头基槽基础石。因此,在大片倒塌的散乱堆积中,如不仔细刮清地面分析土色,要找出墙根的位置是相当困难的。墙体砌好以后,再依次抹上草拌泥和白灰面,最后在白色的墙面上装饰红色、黑色或褐色的彩绘图画。虽然发现的彩绘纹饰面积很小,但直接的依据告诉我们:当时的宫殿内的装饰应该是比较华丽的。从残留的断墙显示,当时宫殿的外墙曾厚达3050厘米。房间内的隔壁,是用苇杆和竹片编结成篱笆,中间立夹柱支撑,然后抹上草拌泥和白灰面形成的。从残留的木炭和竹编痕迹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房壁的构筑情况。

3.宫室的建筑技术:

从清理的遗迹平面分布和出土的建筑材料以及加工工具可以看出,当时宫殿的建设是在平整好土地的基础上,先建围墙,再建宫室。宫墙为粘土制作的土胚砖叠筑,不挖墙基。宫室的建筑材料为木质结构,宫殿的梁架制作是采用木作的榫卯技术。遗址内出土的铁斧、铁钺、铁锛、铁刀、铁凿、铁削、铁錾、铁锤、铁钉等工具和材料,以及烧毁的大量木柱遗迹,都为都是木作技术提供了有利的证明。宫室台阶与回廊的地面采用几何纹铺地砖铺砌;宫内的居室则采用干栏式的木地板,以利防潮。宫墙的接地处则采用了带钉孔的几何形花纹砖和曲尺形的角砖铺砌。宫墙上还彩绘有红、褐、黑彩的花纹装饰。宫内的排水系统也十分完善,有天井,蓄水池,排水管,排水沟等一应设施。遗址中出土的大型板瓦、筒瓦、以及带有万岁常乐万岁乐未央的文字瓦当等建筑材料,都证明建筑规模宏大,装饰华丽,规格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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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现冶铁遗址

在汉城下寺岗、福林岗、黄瓜山等几个坡地上,曾发现过好几处类似铁水胶结痕迹,这是汉城冶铁遗迹吗?大家都非常希望能发现冶铁遗址。后来经过测定,它们都只是红壤土上形成的钙锰结核。真是好郁闷啊!汉城出土了那么多的铁器,冶铁遗址在哪里呢?难道它们都是舶来品,都是外地输入的吗?终于,我们在汉城外西南部的元宝山上发现了一处冶铁遗址。它距汉城西城墙约500米,面积约20000平方米。山坡地表面散布有汉代陶片,有的文化堆积厚2060厘米。于是,我们冒着厚厚的冰霜,在遗址的东坡下开了一个5×5的探方,在第二层约5×2(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一片木骨草拌泥墙倒塌堆积、红烧土和陶范等遗物,出土了锄、锸、斧、刀、镢、锤等铁器二十余件,以及陶钵、盆、纺轮等一批汉代陶器(图七)。从出土物和遗迹现象分析,应该是一处冶铁遗址。经过后来的金相测定证明,汉城铁器成分的品位较高,铸造工艺先进,是当地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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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林岗和渡头墓地

汉城主人的居室豪华,生前的生活十分富有。他们死后埋在哪里?墓葬的规格如何呢?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这是我们都很关心的问题。利用高胡坪发掘和休息的间隙,我们对城外的遗址进行了调查。在一个即将收工的傍晚,队员陈子文在城南福林岗山坡地上发现了一个埋藏一半的陶罐,大家不顾天黑,兴奋的停下来进行清理,不料陶器越出越多:三个敛口钵,三个鼓腹罐,一个匏壶,一个陶瓿,还有一个破碎的双耳大陶罐。接下去,在离地表20多厘米的器物左侧和南侧,又发现了大片整齐铺垫的河卵石,河卵石面的范围是3×1.2(米),中部还有枕木铺垫的痕迹。是个完整的汉墓!第一次发现了汉城墓葬随葬品的完整组合(图八),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到了崇阳溪边的渡头建桥工地,工地上停放着各种各样的施工机械,工人们也在休息。我们这里瞧瞧,那里看看。突然,在工地的一角发现了一件陶钵,在场的工人问:这玩意有用吗?我们工棚里还有东西呢。说着,他回到里面取出了一件陶瓿和一件匏壶。我们赶紧问是哪里出的?工人带我们到了渡头村南侧的工地。在推土机经过的断面上,我们发现了四座长方形的汉代墓葬,一座已被破坏,另两座还可见的断面,墓的底部填有灰色的青膏泥。陶器就是从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后经钻探,证明这里曾经是一处汉代墓地,地层堆积约厚约1.5米。上层是宋代居住遗址,下层是汉代墓葬区。

汉城的这两处墓地,让我们看到了闽越小型汉墓的形制和出土文物组合情况。在形制方面,它们既有江浙吴越地区和两广南越地区墓葬墓底铺石、垫枕木的特点,又有湖北、湖南楚国地区墓葬墓底填青膏泥做法。在出土文物方面,这里出土的是纯一色的闽越式陶器。而在闽侯庄边山汉墓则是楚式的鼎、豆、壶、盒组合与越式的罐、钵、瓿、蒜头壶同出一墓的随葬形式[2]。这种多文化聚集于闽地的现象,充分体现了闽越先民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特点,也反映了汉灭闽越之前,闽越地区民族融合的脚步。是他们的存在,为后来的民族大融合与八闽大开发奠定了基础。

六、几点看法

经过几期的发掘以及后来的保护,城村汉城的遗址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然而,现在揭露的仅仅是原来遗址的一小部分,汉城内涵的全面揭示还有待今后继续努力,对它的研究也必须进一步加强。虽然汉城的探掘简报和报告都已经发表。但是,从资料发掘到报告出版,历时二十余载,文稿几经易手,其中的遗漏和舛误在所难免。几年前,笔者曾经就汉城的地层和年代问题在《福建社科界》杂志上,做过过初步的探讨,现仍旧就这些问题进一步讨论如下,以供研究参考。

1.汉城的始建年代

从汉城已经发表的探掘简报和发掘报告来看,探掘简报认为:城村汉城的始建年代应为西汉前期,可能早到秦晚期。其下限可能延长到西汉末或东汉初年”[3];发掘报告认为:城址年代的上限不超过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封闽越国之前,即该城址的始建年代应是汉廷封立闽越国之后”[4]。这两者的主要立论依据是根据遗址的地层分为四层。即:第四层为汉代建筑基址及填土,填土以下为生土。但是,两位主笔者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为了保存遗址中的汉代建筑遗迹,当时大部分探方都只挖到建筑遗迹的居住面就停止继续下挖。因此,对于绝大部分探方来讲,第四层居住面以下的地层面貌,大家是不清楚的。而对第四层下面的情况,《崇安汉城北岗一号建筑遗址》指出:第四层中填垫的建筑废料等遗物,在时间上也要早于一号建筑的始建时间”[5]。这说明在汉城大面积建设之前,这里曾经有过建筑。这一点,笔者在清理高胡坪甲组宫殿建筑柱洞的填土时就强烈地感到:在甲组建筑之前,这里一定有过房子建设。因为在甲组建筑的柱洞底部和填土中,常常发现残破的铺地砖、瓦当,以及带有白灰面的墙皮等遗物。试想:如果在高胡坪的甲组建筑之前从来没建过房子,哪里有建筑废料来为地基作填充物呢?况且,这些填充物并非一般的生活垃圾,而是高档建筑物的建材和装饰材料。因此,汉城的始建年代肯定为西汉初期的结论尚有疑问。

2.汉城始建于秦代

既然从地层上分析对汉城的始建年代有疑问。那么,我们能否从遗物的特征上找到进一步的依据呢?汉城探掘简报的作者曾推断汉城的始建年代可能早到秦晚期。笔者比较认同这种推测。首先,在高胡坪甲组宫殿遗址的柱洞中出土的残瓦当和几何形花纹砖,在质量上明显低于甲组建筑的瓦当和铺地砖,它们普遍较薄,质地松软,火候较低,和第四层居住面上的瓦当、铺地砖相比,质量上有明显的差别。其中一种当面绘双线十字方格纹的葵花纹瓦当,在当时中原的秦代遗址中曾大量出现;带菱形花纹铺地砖的菱形花纹,与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发现的丝织品纹饰也完全相似[6]。这种花纹铺地砖的纹饰也是中原秦代铺地砖的常见形式。记得二十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陪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站长许景元先生参观汉城出土文物时,他就指出:这些瓦当和铺地砖应该是秦代的。另外,我们从城址中出土的战国晚期原始青瓷碗、战国晚期蟠螭纹青铜镜,以及战国晚期青铜铎、青铜钟(铣部)等早期遗物来看[7],在高胡坪甲组建筑的基址下原来应该还有一期早期建筑——秦代建筑遗迹。如果说现有建筑(甲组)遗迹是始建于汉初,那么,这些数量极少的早期遗物,正是汉代甲组建筑的主人在推平和清理早期建筑废墟、建设新宫殿时保留下来,并且继续使用的前代主人的遗物。也正是因为清理了早期建筑遗存,其垃圾才可以用来当甲组建筑居址的填土和柱洞的填土。然而,又因为它们在年代上十分接近,工艺上差别不大,因此报告的统稿者才把这些早期建筑垃圾误认为是汉代遗物。据此,笔者认为城村汉城的始建年代应为秦代。正是应为有了秦代建筑基础,汉代闽越人才可以在这里大兴土木。

3.这里曾经是秦代的闽中郡郡治

有关城村汉城的性质问题,历来争论较大。有的认为是闽越国无诸的冶都,有的认为是东越王余善的王城,有的认为是西汉后期冶县的县治,有的认为是汉军屯戍的一个军事城堡,还有的认为西汉闽越御汉六城之一。随着近20多年来福建各地考古工作的开展,特别是福州屏山地区闽越宫殿建筑遗址的考古发现,学术界已逐渐认同闽越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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